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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红军第一桩大错案:袁文才王佐“井冈双雄”罹难记

发布日期:2022-01-15 08:25   来源:未知   阅读:

  1930年2月24日,在革命摇篮井冈山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曾经为创建和坚持这个中国农村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袁文才王佐,在江西永新县城双双罹难。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以骁勇善战闻名的“井冈双雄”,不是死在与敌人搏杀的战场上,而是倒在了自己同志的枪口下。正征战于赣南闽西的闻听此讯,禁不住扼腕长叹,连连道:“杀错了!杀错了!”袁、王被杀乃是一桩大错案,而且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桩大错案,历史对此早有定论。这一悲剧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失守,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

  早在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井冈山周围地区就已经活跃着两支有名的农民武装,首领分别是赫赫有名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生于1898年,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人。家境小康,少时在家帮父兄务农放牛。曾读过私塾,后就读于永新县城的禾川中学。绿林武装“马刀队”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在宁冈、永新一带打土豪,在群众中颇有影响。袁文才起初还有跻身士林的念头,但其新婚妻子被茅坪劣绅谢冠南之子谢殿一霸占,本人又一再遭受豪绅侮辱,于是结交“马刀队”首领胡亚春、张斐卿等,伺机报复土豪劣绅。袁文才多次参加“吊羊”(向土豪索取银元财物),当地土豪对其恨之入骨,于是勾结官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逃入深山,官兵把袁文才的家洗劫一空,捉走了他的胞兄袁选通,还打死了袁的老母亲。袁文才由此与土豪劣绅和官兵不共戴天,发誓报仇雪恨,携带妻小公开参加了胡亚春的“马刀队”。袁文才头脑聪敏,足智多谋。他向胡亚春建言,政治上要打“劫富济贫”的旗号,经济上要节约,细水长流,军事上要避强就虚,故深得胡亚春的赏识,委任他当了“马刀队”的参谋长。1924年,袁文才率“马刀队”攻进宁冈县城,将县衙门付之一炬。江西省政府派官兵一营分路“进剿”,袁文才凭借熟悉地形,巧妙周旋,“进剿”之敌疲于奔命,无功而返。袁文才和“马刀队”由是在湘赣边山区声名大振。

  王佐,又名云辉,号南斗,1898年出生在井冈山上的下庄村(当时属遂川县)。他家里很穷,没读过书,从小给人打短工,后改学做裁缝,并且练就一身武艺。他在给井冈山的绿林头目朱孔阳(人称“朱聋子”)缝衣时,被招为“水客”,负责为绿林当向导,打探消息和采买。由于他聪明机警,打仗勇敢,深得朱孔阳的喜爱。1924年,王佐买了一支毛瑟枪,自己拉起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正式投身绿林。王佐身材健壮,爱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挎一只新式的驳壳枪,武艺高强,动作灵活。他专与豪绅地主为敌,经常出去“吊羊”,抓一些有钱的富人来,迫使他们出钱来赎命。后来队伍慢慢扩大,发展到五十多人。他们农忙季节在家务农,如普通百姓一般,有事则揭竿而起,啸聚山林。王佐的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尤其善于爬山。他们下山打仗,有时打散了,便会自动跑回山上来。遂川豪绅多次勾结官兵进山“进剿”,都未能把王佐剿灭。1926年,队伍发生内讧,王佐险遭不测,投奔茅坪袁文才处。袁文才帮王佐铲除了异己,重新巩固了队伍。袁文才与王佐系同年生人,情同手足,遂结为“老庚”(即同年兄弟)。从此,袁、王两人各竖一帜,双雄并立。一人在山下的茅坪,一人在山上的大小五井,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而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府却对他们无可奈何。

  1925年下半年,宁冈籍的人龙超清,利用自己身为江西省议会议长之子的身份,劝说县知事沈清源对袁文才部进行“招安”。龙超清又亲自上山说服袁文才,袁文才思谋再三,最后同意接受“招安”,出任宁冈县保卫团团总,队伍仍驻扎在茅坪。人龙超清、刘辉霄在帮助袁文才招兵买马、扩大队伍的同时,不断地从政治上帮助他,向他宣传党的宗旨和目标,启发他的阶级觉悟。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江西、湖南一带,袁文才在宁冈党组织的帮助下发起了宁冈暴动。袁文才一马当先,率部打进县衙门,收缴了清乡局的,驱逐了北洋军阀委派的县知事沈清源。随后,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将所部改称宁冈县农民自卫军,他本人担任总指挥。同年11月,袁文才由龙超清发展为员。大约同时,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下,与遂川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把自己的队伍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地区的土豪劣绅勾结军队,先后缴了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的枪。仅遂川保存了6支枪,莲花保存了1支枪,然而袁、王两部却始终各自保存着60支枪,在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的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1927年7月,袁、王两部根据党的指示,配合莲花、永新、安福等县的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打败了李乙燃的保安队,从监狱中救出被监禁的员和农会干部贺敏学、胡波等八十多人,又打败了从吉安反攻的武装特务营。永新暴动胜利后,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王新亚、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王新亚为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不久,以五个团的兵力进攻永新,各县农民自卫军各回本县,王新亚率安福农民自卫军前往浏阳,参加了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王怀、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等永新的同志与袁文才、王佐一同到了井冈山的茅坪,在山上坚持斗争。军砍山“进剿”,一直推进到茅坪附近的桃寮,却始终没有发现袁文才等人的踪迹,烧杀一通后退出宁冈。袁文才利用手中的武装,先后打死和赶跑三个来宁冈上任的反动县长,使宁冈县政权掌握在手里。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就已经萌生了“上山”的思想,认为只有上山,才可以保存的力量,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党“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邀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明确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秋收起义受挫的事实,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冒险进攻大城市是完全行不通的,进一步坚定了率领起义部队“上山”的决心。

  1927年9月19日,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作出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决策。然而,罗霄山脉中段地域广阔,起义部队到底把家安在什么地方,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路走来,这个关系着起义部队命运的难题,无时不在的脑际萦绕。最终,他用目光锁定了方圆五百里的井冈山。

  起义之前对井冈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秋收起义部队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原是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曾与袁文才、王佐一起参加过1927年7月的永新暴动,与宁冈县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有过接触。王新亚参加了9月初召开的安源军事会议,向他详细介绍过井冈山一带的地理条件、大革命时期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县革命斗争的情况、农民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

  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途中,曾收到江西省委的来信,也说到在宁冈有领导的武装。那是在起义之前,驻扎于铜鼓的起义部队第三团派团部文书与江西省委联系,在南昌找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汪泽楷给起义部队写了指示信,又当面对说:“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十几天后,在莲花境内追上了正在向南转移的起义部队,亲手把信交给了。汪泽楷对所说的“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当指袁文才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无疑。

  到达永新的三湾后,一方面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一方面派人与宁冈地方党组织和袁文才取得联系。在前委会议上,告诉大家,部队不能乱跑了,乱跑就肯定要遭到失败。如果再乱跑,剩下的这些人也要全部垮掉,这样还革什么命?他提出,要就地打主意,不要再向南去追南昌起义的南下部队了。他还说: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垮他们。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

  起义部队到三湾时,袁文才的部队也在离三湾不远的宁冈龙市一带活动。袁文才听说三湾来了一支队伍,由于摸不清底细,便把部队收缩到茅坪。那时也在山上的贺敏学说:“开始时,我们不知道是同志的队伍,还怀疑是冒充的。小江山一带有我们的人,派出人去侦察,揭下部队贴的宣传标语,还看到这支部队刚来时,三湾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他们买不到米吃,还是不进群众的房子。我们的侦察被伍中豪(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副营长)抓住了,但又立即放回来了。我们把揭来的标语一看,都是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如‘打土豪,分田地!’‘拥护!’‘打倒土豪劣绅!’等。落的款是‘工农革命军’,后来进一步打听到这是毛委员的队伍。”

  袁文才正在山上观望形势,派的送信人已来到茅坪。接到来信,袁文才立即召集宁冈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和自己的左膀右臂陈次谋、朱世庵、谢角铭、李筱甫等商议。袁文才念了的信,一时大家无语。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袁文才的文书陈慕平说:“是我在武汉农动讲习所的老师,他是党的中央委员,湖南的秋收起义就是他领导的。”陈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到三湾与联系。袁文才、龙超清也认为,既然是党内同志,来了信就应当去接头。于是决定龙超清、龙国恩、陈慕平三人去三湾,与毛委员会面。

  龙超清等到了三湾,向汇报了井冈山的地理人情、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情况,以及宁冈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的情况。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龙超清等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表示将先到30里外的古城,安排与袁文才的会面。看到他们三人空手而来,还每人送了一支枪。

  10月4日和5日,前委在文昌宫连续开了两天会。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还有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龙超清等,共计六十多人。古城会议作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确定要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说,井冈山地势很好,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在这里,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得清、打得准。现在我们要进山“安家”了,准备“占山为王”了。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安家,首先面临着如何对待袁文才和王佐的问题。讨论中有人提出,袁、王虽然挂过农民自卫军的牌子,但实际上与土匪差不多,又对我们怀着疑虑和戒心,提议解除袁、王的武装,趁早把他们解决掉。并说: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不同意这种意见,对他们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

  又具体地分析了袁、王队伍的情况。袁、王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武装,成员多是本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有反对地主豪绅阶级的强烈愿望。他们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参加过领导的革命活动,对有一定的认识。虽然他们长期以来打家劫舍,沾染上好些土匪习气,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从本质上看,与我们并无根本矛盾,相反,却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阶级利益。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于我们在边界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都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他还耐心地开导大家,如何对待袁、王,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与会的大多数同志接受了的主张,确定以井冈山为依托,以宁冈为中心开展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对袁、王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为了尽快落实古城会议的决策,早日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后方,请龙超清马上安排与袁文才见面。

  10月6日,随身带了六七个人,从古城来到大仓。袁文才和他的几位部下在林家祠堂门口的小石桥上迎候。袁文才穿着长衫,外套黑缎马褂,俨然一副绅士模样。当一行骑着马向大仓村走来时,陈慕平远远指着前面那位身材伟岸、蓄着长发的人说:“看,那就是毛委员!”在村头下马,向来迎接的人热情招手致意。袁文才原先想,如果发现带兵来,便命令预先埋伏好的人马准备战斗。可只带了几个人来,身上也没有武器,袁文才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示意部下马上撤掉伏兵,自己快步上前迎接。

  袁文才把一行领到林凤和家中。这是一栋当地常见的那种有吊脚楼的土木楼房。袁文才早派了人守住门口以保证的安全,还让人杀猪款待贵客。和袁文才等人在吊楼上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谈话。在亲切融洽的气氛中,谈话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向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称赞袁文才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为革命保存了和部队,并希望他今后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对袁文才说,听说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广东,他准备去韶关找贺龙、叶挺的部队,但要留下一些人。袁文才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宁冈地方小,经费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袁文才还表示,他负责与王佐联系,帮助工农革命军共创大业。那天,在林家吃了午饭。离开林家时,袁文才送给一千大洋作军费,而则回赠给袁文才一百支步枪。一向嗜枪如命的袁文才,得到这一百支枪,别提多高兴了。

  翌日,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茅坪是个东西狭长的村子,有六十多户人家。工农革命军的到来,为这个山青水秀的赣西小村,平添了许多欢乐。在欢迎大会上,代表前委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工农革命军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来到宁冈的茅坪,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足点了。这里山高林密,地利人和。从现在起,我们要和袁文才同志和农民自卫军亲密合作,共创大业。积蓄力量,发展革命!我们是工农的军队,要依靠当地的群众,在这里发家!当天晚上,部队分头住进茅坪群众的家中。战士们一到老的家中,就立即扫地挑水,劈柴舂米,嘘寒问暖。老们看在眼里,挑起大拇指称赞:自古以来兵匪一家,可毛委员的队伍就是不一样。这样的军队一定能成大气候,我们穷哥们也有指望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点火做饭,忙着招待革命军的官兵。

  在攀龙书院召开了宁冈县的党员大会,提出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任务。从此,工农革命军把家安在了茅坪,在攀龙书院建立了医院,在象山庵建立了后方留守处,伤病员和辎重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几天之后,轻装上阵的工农革命军继续沿井冈山边境开展游击活动。部队途经宁冈的龙市、酃县的十都、水口等地,于10月22日进驻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在这里,遭到遂川反动靖卫团肖家璧的偷袭,仓猝应战的部队被冲散。在黄坳收拢失散的部队,带着队伍继续向酃县、遂川交界处的荆竹山开进。

  王佐风闻山下来了军队的消息,心中忐忑不安。不久派出的联络员艾成斌来到山上,还捎来了“老庚”袁文才的亲笔信,告诉他这是搞秋收起义的队伍,部队领导人是党的中央委员,他慷慨大义,学识超人,极可信赖。王佐素来信任袁文才,于是派侦察员朱持柳到荆竹山打探情况,迎接上山。

  快到荆竹山时,朱持柳与工农革命军不期而遇。当晚大雨,部队夜宿荆竹山。拉朱持柳睡在一张铺上,向他详细了解井冈山和王佐的情况。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在村前的“雷打石”集合。向大家说:我们就要和遂川农民自卫军王佐总指挥会合了,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和王佐搞好关系,和农民自卫军搞好团结,接着宣布了三条纪律。讲毕,部队随即出发。

  中午时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上的大井村。王佐早已接到朱持柳的通报,在这里恭候多时。一时间,红旗飞舞,鞭炮齐鸣。看见欢迎的人群前面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身材不高,两条眉毛又黑又浓,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井冈山的“山大王”王佐。王佐迎上前来,紧紧握住的双手,表示热烈的欢迎。王佐让出大井的新屋场营房给工农革命军住宿,还杀了四头大肥猪,于当晚大摆宴席,款待和工农革命军的弟兄们。也拨了70支枪,支持王佐部队的发展。群山环抱的大井村,绿树修竹,清溪流转,但地域狭小,住户也少,不适宜屯居大部队。于是,王佐力邀进驻位于井冈山中心的茨坪。

  10月27日,率工农革命军到达茨坪。茨坪是井冈山上最大的村庄,以前叫柴坪,到了明朝山上出了个“探花”,当上了朝廷命官,便改名叫“仕坪”。因山间生长着许许多多的柿子树,也有人叫它柿坪。茨坪地跨湘赣两省边界,四周高峰耸峙,层峦叠嶂,古木参天,地势险要。中间一块大盆地,溪流的两岸是大片高低错落的农田,山脚下散落着几十户民居。茨坪历来是商贾往来歇脚之处,也是散兵游勇和草莽绿林出没之地。王佐在这里经营了许多年,早就把茨坪建成了自己的大本营。这次把茨坪让出来,足见他对的信赖。

  袁文才、王佐把工农革命军迎进井冈山,部队在危难之中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他们为革命立下的大功。对这两位井冈山的豪杰是感激的。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虽然袁文才、王佐对反动军阀、土豪劣绅怀着深仇大恨,有革命的热情,可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队伍的组织纪律性较差,还有十分浓重的封建帮会色彩和绿林积习。因此,对袁、王部队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其变成跟“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改造工作是从袁文才部开始的。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后,袁文才见这支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十分羡慕。他诚恳地向提出,请革命军派一些干部来,帮助训练自己的部队。1927年10月,派了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人,去袁文才部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行前,交待他们,这支部队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是项很要紧的工作。去了以后,要和他们搞好关系,要依靠广大士兵群众。

  步云山山高路陡,白云缭绕。山上有座寺庙,叫白云寺。袁文才部就驻扎在白云寺,训练就在这里进行。根据的指示,训练首先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对战士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讲时事,讲形势和革命出路问题,帮助他们明白为人民打仗的道理,军事训练着重学习军事知识,练习射击和基本队列等,提高杀敌本领。

  练兵期间,住在离步云山不远的洋桥湖村,时常过来听取袁文才和游雪程的汇报,观看和指导战士们训练。他告诉袁文才,一定要下决心进行队伍整顿,把一些豪门子弟和兵痞无赖清除出去,吸收那些有斗争觉悟的贫苦青年农民参加进来。袁文才原来也有此意,可一直难下决心,这时听了的话,果断地把那些不良分子清出了部队,又从龙市等地招收了一个新兵连,队伍得到了扩大,而且更加年轻,更有战斗力。游雪程等还按照前委的指示,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组织和士兵委员会。

  有一天,来到步云山,正赶上战士们开饭。只见七八个战士围着菜盆嘀嘀咕咕:“自古当兵吃皇粮,从没听说过吃苦菜。”不动声色地走到战士们中间,盛了一勺野菜在碗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个小战士好奇地问:“毛委员,这么苦的菜,你也吃得下?”和蔼地笑笑说:“这野菜虽然苦,可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呢!我们吃得下这个菜,就能够克服更多的苦,今天我还要多吃一些哩。”战士们听了,纷纷说:“毛委员吃得,我们也吃得。”于是,大家都跟着吃了起来。饭后,又亲切地对大家说:干革命,就要不怕苦。我们正是为了消灭苦,创造幸福生活,才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没有今日的苦,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日后的甜啊。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所以要不怕一切苦,敢于同艰苦作斗争。

  在袁文才的部队里,打骂士兵的情况很普遍。一次,突然接到报告,袁文才队伍里的几个战士,偷了老百姓几只鸭子煮着吃了,袁文才十分生气,下令每人打屁股30大板。急忙赶到白云寺,只见袁文才余怒未息,正在训斥几个挨了打的士兵。袁文才见到来,起身相迎,说了偷鸭子的事。听后微微一笑,“噢,是因为偷鸭子挨的板子呀!那打了屁股又偷呢?”“再打!”“再打再偷呢?”袁文才不知说什么好。趁机开导他:“关键不在于打屁股”,他指指脑袋,“要从这儿弄通才行。”他又转向几个战士:“三大纪律你们都不记得了?革命战士不要说是偷鸭子,就是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都不能拿呀!要做到秋毫无犯哩!”战士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专门到鸭子的主人家赔礼道歉,赔了鸭子钱。老乡感动地说:“毛委员的政策真好,我们的选三牯(袁文才的乳名)有希望了!”打这以后,袁文才再也不打骂士兵了。

  也一直从政治上关心袁文才,在洋桥湖养伤期间,经常找他谈话,讲政治形势,讲的任务,讲革命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光明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袁文才心里有什么话,也乐意向倾诉。亲眼看到自己队伍的变化,袁文才十分感慨,衷心地说:“毛委员讲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毛委员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这一辈子跟定了他!”

  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走上了正轨,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又开始着手王佐部队的改造。

  王佐个性刚强,他的队伍绿林习气更重,还有不少人抽大烟,改造起来难度更大。派什么人去合适呢?选中了何长工。1928年1月的一天,找何长工谈话,派他上山做王佐部的改造工作。他还特别嘱咐何长工,对王佐部的改造“既不能缓,又不能急”,只要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王佐部队是可以改造好的。

  带着写给王佐的亲笔信,何长工只身一人来到王佐的部队。王佐听说是毛委员派来的人,立刻亲自出来迎接,待以宾客之礼。念完给他的亲笔信,连声说:“你就是毛委员派来的党代表,好,好,欢迎,欢迎。”起初王佐对何长工并不十分信任,而是戒心很重,他专门为何长工派了一个彪形大汉做警卫员,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他的行动。何长工不急不躁,他知道王佐是个孝子,有些事情便通过他的老母亲做工作。他还注意与王佐的其他亲属和两个莫逆之交刁飞林、李克昌搞好关系,同王佐部队的士兵多接触,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渐渐地,王佐觉得何长工“爱朋友”,“讲交情”,消除了疑心,开始主动接近何长工,甚至提出要与何长工饮鸡血酒,磕头结拜。通过不断的工作,王佐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向党靠拢。

  在何长工巧设埋伏,帮他除掉宿敌拿山民团团总尹道一以后,他对更是感到由衷的钦佩。打了胜仗的当晚,井冈山上灯火通霄不熄,王佐大摆宴席庆祝胜利,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样。他自己也喝了个酩酊大醉,不时把大拇指伸到何长工面前,连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何长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请示前委,增派了一些同志到王佐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筹建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文化教育。

  对于王佐部的改造,曾给何长工作过许多具体指示。告诉何长工,打了胜仗,要经常送点东西给他。打下新城后,把反动县长张开阳的皮袄给了王佐。打了杨如轩,给了他一匹马。部队打到南雄,何长工给他买了一台留声机。这都让王佐觉得工农革命军真心对他,非常高兴。还说,我们可以送东西给他,但不能要他们的东西。

  只要有机会,便亲自找王佐谈话,帮他提高觉悟。一次,路过茨坪,与王佐做了彻底长谈。王佐表示,枪是好东西,一可以报仇,二可以解决队伍的物资来源。却说,枪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掌握得不好,也会坏事。他又耐心地对王佐说,干绿林的人,结果并不好,不是被反动势力吃掉或“招安”,就是自相残杀,互为仇敌。只有在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方向,努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才是农民武装的唯一出路。了解到王佐在山上占了不少田地,引起当地群众的反感,又对他说:土地是农民用汗水开垦出来的,应该归还农民耕种。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如果占了农民开垦的土地,等于把自己推到农民的对立面,造成自己的孤立。在的启发下,王佐很快把多余的土地都退了出来。他常对周围的人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毛委员真行,我听毛委员的。”

  经过训练改造,袁、王部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人员成分日渐纯洁,各种不良习气逐步得到克服。前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其升编为工农革命军。1928年2月上旬的一天,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大陇朱家祠堂前的草坪上举行了升编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徐彦刚为参谋长,全团约一千人。随后,前委又从第一团抽调了、蔡协民、谭梓生、高静山、张际春、曹里怀等二十多位同志到第二团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大陇升编,标志着袁文才、王佐农民武装的新生。这支发源于绿林的队伍,成长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井冈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袁文才和王佐相继与工农革命军建立联系后,全力投入到领导的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们利用熟悉井冈山的地形地物和周边敌情,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等有利条件,尽心尽力地协助和工农革命军建设和巩固后方,打击土豪劣绅和敌军的进犯,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起初,袁、王部队主要是进行训练和改造,也打了一些小仗,如王佐部消灭尹道一的战斗。尹道一是拿山反动民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地头蛇,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王佐与他打了多年,侄女也被他杀了,结下了血海深仇。尹道一看不起王佐的部队,每次交锋都是追到山上烧杀一通。何长工为王佐出了一条妙计,在旗锣坳设下埋伏,引诱尹道一上钩。1928年2月的一天,王佐带一支人马到尹道一的老巢拿山,他们拂晓打响,天一亮就撤。尹道一不知是计,带着民团穷追不舍。王佐的队伍边打边退,过了旗锣坳,退到白银湖附近。尹道一的大队人马继续追击,他自己带着一个班在旗锣坳休息。预先埋伏在丛林中的何长工一支人马突然开火,尹道一的部下被打得人仰马翻,狼狈逃窜。正在抽大烟的尹道一还没醒过神来,就被冲上来的农民军活捉,砍了头。打了胜仗的部队回到井冈山,王佐一见尹道一血淋淋的脑袋,上去狠狠打了两个耳光,愤愤地说:“就是这个贼牯子,就是这个贼牯子!你害了多少老百姓,作尽了恶,想不到也有今天啊! ”打掉尹道一,消除了井冈山东面的一大威胁。

  袁、王的第二团成立后,和前委指示,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在宁冈、遂川、永新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同时在山上五大哨口修筑工事,严防敌人进犯。新城战斗是部队升编以后在直接指挥下打的第一仗。的宁冈县长张开阳,是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家伙。他对袁文才容留工农革命军耿耿于怀,趁工农革命军主力远在遂川之际,带着进占新城的军第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独立营,窜到茅坪、大陇一带,烧杀掳掠,残害群众,气焰十分嚣张。率主力部队从遂川返回茅坪,决定消灭新城之敌,拔掉敌人进攻井冈山的前哨阵地。2月19日晨,战斗打响。按照的部署,以工农革命军两个团的优势兵力包围新城之敌。第一团一营担任主攻,攻击新城东门;三营主力攻打南门;教导队和三营一部攻打北门,袁文才率第二团一营在西门外设伏,准备歼灭从西门出逃之敌。一团先后攻克东、南、北三座城门,杀入城内。城内守敌冲出西门企图逃窜,遭到埋伏在此的袁文才部迎头痛击,一团部队又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成了瓮中之鳖,被全歼在西门外的一块稻田里。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击毙敌营长王国政,活捉了敌县长张开阳,俘虏一百多人,粉碎了江西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3月,工农革命军主力前往湘南接应朱德部队,第二团随大队一起行动。每到一处,群众热烈欢迎,端茶送水。第一次下山的王佐和他的部下见到这种景象,十分兴奋,感动地说:“人民群众对我们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是王佐,看到山外的一切都觉得新鲜无比。看见电灯,他说:“嘿!好古怪的东西,不点火会亮!”晚上睡觉前,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对何长工说:“30年来,住在山里,真不知道外面还有这样好的世面,这样好的地方,将来,我们把山上也搞成这样的局面,那该多好!”何长工趁机开导他: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剥削阶级,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更美好的生活。但一个革命者,首先为大多数人民着想,决不是为着个人。他听了连连点头:“此话有理!此话有理!”部队返回井冈山后,王佐就向党代表何长工表示了入党的愿望。4月,经亲自批准,王佐加入了。入党后,王佐十分高兴,见人就说:“这下子我成了挂牌子的人了。”

  朱毛会师井冈山后,袁、王第二团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6月又改为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红三十二团团长兼一营营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王佐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红三十二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两人率所部积极参加了历次反“进剿”、反“会剿”作战。

  6月中旬,江西军阀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以第九师杨池生部三个团、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两个团,发起了对井冈山的第四次“进剿”。、朱德制定的迎敌方案是,朱德、陈毅、胡少海率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阻击敌二十七团;王尔琢、何长工率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迎击敌二十五、二十六团;袁文才率三十二团和永新赤卫队埋伏在老七溪岭右侧武功坛一带,待主力得手后相机捣毁敌驻白口的前线指挥部,截断敌人退路;率三十一团三营继续在永新龙田、潞江一带监视湘敌。主力部队在新、老七溪岭勇猛作战,先后击退进攻之敌。埋伏在武功坛山上的袁文才团迅即向白口敌指挥部发起攻击。敌前线场如轩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回永新,右臂还中了一颗子弹。敌失去指挥,更加混乱,敌二十七团被红军全歼在龙源口。敌二十五、二十六团逃向永新。杨池生、杨如轩胆战心惊,退出永新逃到吉安。这就是著名的龙源口大捷。边界军民高兴地唱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真好,真好!快畅,快畅!”

  7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发起第一次“会剿”。红四军主力攻占酃县后冒进湘南,率三十一团在永新与赣敌十一个团周旋,困敌于永新县城达25日之久。8月,红军大队兵败湘南,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桂东迎还红军大队,袁文才的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一营留守井冈山。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根据地的范围迅速缩小,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一营退守山区,坚持游击战争。8月,湘赣敌军趁红四军主力在湘南未归之际,出去七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第二次“会剿”。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与红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研究决定,以三十一团一营守五大哨口最为险要的黄洋界,三十二团一营由袁文才率领在山下袭扰敌人后方,阻击新城之敌,三十二团二营和地方赤卫队把守八面山、双马石、桐木岭、朱砂冲四个哨口。王佐把山上的暴动队、儿童团都组织起来,协助红军削竹钉、防敌探、设障碍、布疑阵,配合作战,迷惑和打击敌人。妇女会负责看护伤员,运送物资。8月31日,严阵以待的红军用子弹、竹钉、石块打退了敌军对黄洋界的多次进攻。红军仅有的一门迫击炮连发三颗炮弹,击中了敌军的指挥所。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已经返回井冈山,匆匆退兵。红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9月底,进占宁冈新城的江西敌军周浑元旅二十七营营长周宗昌,派出几名农妇做奸细,以卖南瓜、食糖、香烟为名,到根据地内部进行侦探,没有发现红军主力。于是周宗昌带着他的一营兵和靖卫团闯入根据地腹地的茅坪,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留守井冈山的袁文才马上派人报告红四军军部。、朱德决定将计就计,造成红军大队未归的假相,而于第二天在茅坪的坳头垅山上设下埋伏,敌人在坳头垅一露头,便进了红军的口袋阵。袁文才部配合红四军主力全歼了敌人一个营,活捉了敌营长周宗昌,随即收复了宁冈全县。随后,红四军又先后打了遂川、新城两个胜仗,重开边界武装割据的局面。

  袁文才、王佐一心一意跟着干革命,经受住了艰苦斗争的考验,政治上日益成熟,逐步成长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也对两人信任有加。就在这时,一份来自党中央的文件却使两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这一规定不作具体分析,强调对“土匪武装”一律实行“严厉”,对其首领“完全歼除”,实质上是“左”倾错误思想的体现。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送到井冈山。

  1929年初,主持召开柏路会议,研究对付敌人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的作战方针,根据的提议,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会议期间,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开会传达六大决议。逐字逐句读了决议。在念到关于土匪的部分时,因袁文才、王佐在场,突然停了下来,说“休息一下”,把有关的内容略过了。在后来的讨论中,素与袁、王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中央精神为由,主张杀掉袁文才、王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面指示关于六大决议案的相关内容暂不让袁、王知道,同时,耐心地做地方领导人的工作。他说:要杀人么,很简单,你手里有刀,有枪,砍掉脑壳或者用一颗子弹就解决了。你们以为杀掉人就能了事吗?没那么简单!后果和责任,我们必须想到。六大的决议案是中央的,问题在于对中央的政策也不能机械地理解和执行!反复强调,凡事都要作具体分析,对袁、王也要做具体分析。袁文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跟豪绅对立,现在经过改造,入了党,并且拥护和支持了我们,帮助我们安了家,红军医院、修械处等不都设在茨坪王佐这里吗?因此,王佐也不能杀,没有理由杀。总之,他们都是员,都是红军领导人,都不能杀!经过反复做工作,会议决定,不杀袁、王,并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仍留在井冈山。

  袁、王与永新、宁冈等地方党的负责人的矛盾,其根源在于井冈山地区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土客籍问题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客籍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压迫,向来没有政治权利。在湘赣边界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尤为严重。

  起初,宁冈土籍的革命派龙超清、刘辉霄等,同客籍的革命派袁文才、周桂春还是团结的,在斗争中相互配合,但随着斗争的深入,土客籍首领之间的矛盾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比如,在打土豪的问题上,宁冈县农协下通报说要捉拿八个土豪,其中属于土籍的有六个,而客籍只有两个,有些土籍群众就说,打土豪土籍人吃了亏。再比如,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时,推举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任县政府主席,因为文根宗是土籍,袁文才就有看法,发牢骚说:“难怪有老俵说:‘土籍的党,客籍的枪。’难道我们客籍人专门打天下,他们土籍人专门坐天下吗?”结果,文根宗出任县长不到三个月,客籍革命派提出,县长一职由土客籍革命派“轮流坐庄”,每届任期三个月,最多连任不超过两届,并且推举客籍的甘金皇担任此职。甘金皇只干了一个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又以“文化低、能力差”为由,把他撤换了。

  对龙超清、袁文才的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反复指出:土客籍对立,地方主义,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我们是者,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要讲、国际主义,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这些都是和的思想不相合的,我们只要分谁是哪一个阶级,土客籍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但是,苦口婆心的劝导并未能改变袁文才、龙超清之间的成见。袁文才经历特殊,很是自负,看不起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轻,本事不大。1928年3月,袁文才、龙超清之间发生了一场直接的冲突。一天,宁冈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在柏路长富桥村开会。会上,龙超清佩带了一支在新城战斗中缴获的手枪。袁文才看见后,心里很不舒服,很粗鲁地对龙超清说:“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务,又不要上前线,要手枪干什么?”说着,竟动手下了龙超清的枪。龙超清顿时脸色铁青,十分恼怒,但碍于袁文才手握兵权,只得强抑怒火。从此,龙超清与袁文才面和心不和,积怨越来越深。这成为后来袁、王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袁、龙之间的矛盾,毅然采取了组织措施。1928年底,委派何长工担任宁冈县委书记,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同时对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柏路会议上又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任命与袁文才关系密切的宁冈县委宣传部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随军行动。

  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后,升任三十二团团长的王佐全力协助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五军坚守井冈山。他充分发挥熟悉井冈山地理民情的特长,多次陪同彭德怀到红五军阵地视察,对工事构筑、兵力部署以及物资筹备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做了大量的工作。

  井冈山的主要哨口由红五军守卫,三十二团主要负责守黄洋界和朱砂冲,另以一部在山下开展游击战,袭扰敌人。1929年1月27日,“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何健将总部移至莲花督战,以湘赣两省十余个团的兵力,采用四面围攻的战术,向井冈山发起猛攻。守山的红军将士顶风冒雪,与强敌血战三昼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敌众我寡,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相继失守,进攻之敌直逼茨坪。彭德怀与滕代远商议,决定红五军经遂川向南突围。红五军突围时,王佐的部队没有下山,而后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部队突围。

  红五军撤离后,第三次反“会剿”失败,井冈山根据地全部沦陷。敌人向根据地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井冈山陷入一片之中。在其后的两个多月里,王佐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利用熟悉地形的特长,将部队化整为零,钻进深山老林,分散开来打游击,顽强地同湘赣两省“会剿”敌人周旋。

  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驻守边界的敌正规军大部陆续撤走。重新组成的湘赣边界特委决定,将红五军第一大队、三十二团与各县地方武装合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李灿为第二营营长。第一营以大小五井为中心,第二营以九陇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打破了反动豪绅组成的“茶永酃宁四县联防”对九陇山的“会剿”,使边界割据开始恢复。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红四军到达吉安的东固后,袁文才与刘辉霄却私自离队,于5月返回了井冈山。原来,袁文才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心中十分惊惧,于是找刘辉霄、谢桂标一起商量,决定逃回老家去。三个人化装成做小买卖的,疾行二十多天,回到井冈山。袁文才回来后,悄悄地找到王佐。王佐见到袁文才非常高兴,想让他当红军独立第一团的团长。袁文才自知有错,坚辞不就,并请王佐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讨个保”。何长工当即与几个县委常委商议,又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作了汇报。宛希先与袁文才感情甚笃,体谅袁文才擅自离队的“苦衷”,况且正值用人之际,于是给了袁文才党内警告的处分,让他回宁冈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

  1929年4月,红五军辗转到达瑞金与红四军会合,随后于5月初重返井冈山。彭德怀了解到王佐的表现时,连声称好,亲自提议并经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决定,将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编入红五军第六纵队,王佐任纵队司令员。不久,红五军挺进湘东粤北开展游击活动,王佐主动提出随军前往。红五军先后攻占了湖南的酃县、桂东和广东的城口、南雄等地,筹集了大批的钱款物资和。王佐部在多次战斗中都表现得十分勇敢。8月,红五军前往湘鄂赣边界,井冈山根据地再度空虚。王佐、袁文才部成为坚持武装斗争的主力。他们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敌人,把粮食、农具都搬到山上藏起来,甚至连烧饭的柴草都搬个干净。不分昼夜地袭扰敌人,一有机会就搞他们的人和枪,晚上去摸敌人的哨,使敌人不得安宁。

  11月,宁冈县长陈宗经带着靖卫团驻扎在龙市,威逼群众交纳田赋。袁文才与王佐商议,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派出的侦察员报告,敌人已退往睦村,袁、王部队连夜出发,将睦村团团围住。天一放亮,部队发起攻击,还在睡梦中的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四散奔逃,敌县长陈宗经被击毙,大批物资被缴获。第二天又吃掉了前来收尸的一股敌人。自此,宁冈县靖卫团被打散,在本县站不住脚,散落在外县。袁文才还利用在象山庵开会的机会,除掉了赤卫队内部的奸细,稳定了当时的混乱局面。不久,边界红色武装相继收复了莲花、宁冈和永新县城。

  虽然柏路会议明确做出了不杀袁、王的决定,但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却坚持认为袁、王是“土匪首领”。1929年2月,边界特委负责人杨克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袁、王二人非常狡猾,且颇具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的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同他们争夺群众,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其后,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对袁、王问题提出了上中下三策:调开为上策;敷衍图安为中策;照六中全会解决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对袁、王的这种定性,完全不顾他俩早已是党和红军重要领导干部、袁王部队已经成为党领导下的正规红军的客观事实,是完全错误的。

  随着袁文才的重回井冈山,原来已经存在的袁、王与宁冈、永新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的土客籍矛盾再度突显出来。特委在一份报告中急呼: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王在袁的影响下,与我们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边界的某些土籍领导人已经看好,这是解决袁、王的好时机。而宛希先的被害更为袁、王与土籍领导人的矛盾火上浇油。

  1929年冬,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娶了永新大土豪龙庆楼的妹妹为妻。这时正赶上边界特委有事,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几次让刘真回来工作,刘真未从命。于是有人造谣说,龙家女子是奸细,想用刘真的关系破坏革命,将刘真的妻子枪杀了。不久,刘真在前往南昌开会途中,又被龙庆楼抓住杀害。这时又有人造谣说,刘真遇害是宛希先主使的。永新县委一班人信以为真,组织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正在九陇山工作的宛希先闻讯后逃入深山,但还是被永新赤卫队捉住杀害了。袁文才得知宛希先遇害的消息,悲愤难忍,痛骂了永新县委的的所作所为。此事传到永新,朱昌偕、王怀、龙超清对袁文才更加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红五军于1929年12月重回湘赣边界)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即潘心源)主持了这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不久后发生的“罗克绍事件”,则点燃了袁、王被害的导火索。

  原来,红五军撤离井冈山后,也多被主力红军带走,井冈山只留下一部分地方武装和少量。一些人觉得力量太小,有些悲观。袁文才宽慰大家说,我会想办法。他盯上了拥有一家小兵工厂的茶陵县挨户团的团总罗克绍。

  1930年的春节刚过,袁文才、王佐接到情报,挨户团的团总罗克绍住在茶陵县江口镇蕉坪村的姘头家。2月11日上午,袁、王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当晚到达虎爪坪。袁文才对部队官兵下达了任务,说:“罗克绍有个三十多人的兵工厂,每天可以造一条七九漏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要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入夜,行动开始。袁文才、王佐各率一路人马分别从东、西两面包抄江口。蕉坪是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罗克绍的姘妇住在河对面的一栋青砖大屋里。12日天一放亮,部队就涉水冲入这所房子里。罗克绍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向外跑,被扑上去的战士捆了个结实。这时,袁文才、王佐也把兵工厂的制枪设备缴获了,并且找到十七八个制枪工人。然后,部队押着罗克绍,带着设备和工人,胜利返回了新城。

  有人主张把罗克绍杀掉,袁文才不同意,说:杀掉罗克绍有什么用?他还有六百支枪没有缴来。如果缴齐了,打掉他还有点益处。如果不愿缴枪再作处理,是杀是关都不为迟。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摆了酒菜招待他,还邀他打麻将,可罗克绍垂头丧气地一点精神都提不起来,袁文才便把罗克绍关押在山上的棚子里。袁文才的本意是把罗克绍作为人质,逼他把和兵工厂交出来。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却对袁文才不杀罗克绍十分不满,把这件事报告了湘赣边界特委和龙超清,说袁文才别有用心。湘赣边界特委便把此事作为动手的借口。

  2月下旬,袁文才、王佐接到边界特委指示,要求他们集合部队开往永新,配合红五军去打吉安。天性机敏的袁文才已经嗅出一些杀气来。一天,他在宁冈东南特区大陇龙王陂,跟特区的陈次谋、朱斯安等人下棋时,情绪显得很低沉,双眉紧锁,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现在已经下令调我们到吉安去。陈次谋马上说:“袁猴”(袁文才的绰号),你去打吉安,和红五军一起容易打败敌人。干脆把你们的好枪给我们留下,县政府的破枪你们带走好了。你们不愁搞不到好枪。袁文才并不理睬,心事重重地继续说道: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但是,不去又不行,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已经有人告了我的状,今年年成不好呀!说着,袁文才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打开书页,指着其中一行说:这书里有一句话,叫作“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一关难过了。说归说,袁文才还是没有想到自己此行会遭到不测。行前他还告诉战士们,打下吉安,缴到好枪,这些坏枪都不要了,要换成好枪。随后袁、王带领部队来到永新县城。特委早将住处安排好了,袁文才住在尹家巷二十二号,王佐住在尹家祠堂,部队则分散住在城内一些地方,与袁、王的住处有一段距离。

  22日晚,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袁文才、王佐也出席了。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等人的揭发和诬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便罗列出袁文才的五条罪状,无非是擅自离队、不听调遣、包庇罗克绍等等,当众予以公布。袁文才依据事实,逐条进行驳斥。彭清泉恼羞成怒,将勃朗宁手枪“叭”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厉声质问:你到底有没有错误?袁文才答:我是有错误,但是,决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这时,王佐气愤不过,也把他的驳壳枪摔在桌子上,与彭清泉公开对峙起来。顿时,剑拔弩张,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间隙,王佐发觉有的部队在悄悄准备白带子,觉得情形不对,私下拉着袁文才说:老庚呀,我看这次怕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陇山去吧。袁文才虽然也觉得事态严重,但仍笃信中央的毛委员,说道: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两人还为此争吵了几句。袁文才说王佐是牛眼看人,把人看得禾桶般大,吓破了胆子。王佐则反驳袁文才是鹅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是在受死!袁文才哪里知道,边界特委对此事的处理完全绕开了,调他俩来永新,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当晚,朱昌偕和王怀就到位于永新与吉安之间的州湖的红五军军部搬兵去了。

  彭德怀多年后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正在扩大会议进行的某天晚上,特委书记朱昌偕同志和另一个同志,二人到五军军部。他们反映说,王佐、袁文才要边区武装归他们指挥和改编,在会议上威胁特委通过他们的提议,作出决议。王佐在讲话中手里拿着驳壳枪。我们当时说1929年夏,王佐同五军去粤北活动时表现不错,为什么现在变得这样呢?他们说,主要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后挑起来的。我们又问其原因?他们说,1928年1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讨论‘六大’决议时,袁、王二人参加了。在讨论时,将‘六大’决议中关于争取土匪策略的那一段剪去了,但不知袁文才在红四军怎样得知了‘六大’决议全部内容,他回来就同王佐说不会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是土匪出身的,王佐非常听信袁的话,朱昌偕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如果朱昌偕同志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当时任红五军党代表的滕代远的回忆与彭总基本一致:“我们错误地只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

  前往永新解决袁、王部队的主力是红五军第四纵队,此外还有赣西南红军学校、永新赤卫队的一部分。解决的口号是“袁、王反水了!”解决时,袁、王戴红袖套,红五军等部队戴白袖套。袁文才被朱昌偕打死在自己的房间里,朱还朝李筱甫开了一枪。王佐听见枪声心知不妙,急忙逃出东门过河,淹死在东关潭,随他一起逃走的刁飞林也被淹死。当时参加了行动的李寿轩说:王佐大概听到枪声,就马上冲出去了,永新县城他熟得很,我当时执行的任务是守在城墙门口的城墙上头,袁文才打死了以后,我们看见王佐往浮桥上跑,部队也让王佐跑,浮桥是用船搭的,中间的船没有了,结果王佐落水被淹死了。

  我和钟世升(袁文才部大队司务长)很要好,这天晚饭后,一同到二队去玩,当晚就在二中队住宿。半夜过后,大概二点钟左右,我们听见枪声,钟世升说:“快看看去,枪响做什么?”我爬起来连鞋都没穿,穿着袜子走出去,出门一看,茶陵游击队住地门口,打死了一个卫兵,我回到房里跟钟世升说:“不知是否赌钱,打乱场。”忽听五军的人冲进茶陵游击队的住地,茶陵的同志说他们是茶陵游击队(后来听说茶陵游击队也发了白带子,但还未发下去),五军的人退了出来,冲到了我们住地,他们问我们是哪里的,卫兵说,我们是宁冈的,一下子冲进好多人,我们一看,红袖套上还扎了白带子,我们以为永新赤卫队了。他们冲进来说:“缴枪!缴枪!”枪都是挂在墙上,他们把枪取下来又说:“上刺刀!”这时我一听不好了,就在混乱的时候钻了出来,走到对面一个磨豆腐卖的店里,想从后墙爬出去。我还没爬上墙,忽然几根枪顶住我的背上,“你走,就把你打死。”我被俘押回二中队住地,一班人看守我们。一、三中队听我们这边叫缴枪,马上关了门,他们从楼上,门缝里与红五军打起来了,一直打到天亮,有三四个人打断窗子杆,跳了出去,一个个打死了。天亮后,五军的人说:“不要打,我们是解决袁、王两个人。”

  天亮了,停止了枪声,我们被关在南门一个大祠堂里,派了部队看守着。听说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逃走了,还派了两个会水的人去东关潭摸,看是不是淹死了。几个中队和县一级的干部陈梦平、大队长周桂春、中队长谢华光、朱游庭等被关在另一个地方。龙超清说这些人不能放,放回去他们会帮袁文才报仇的,后来全部办了死罪。当时王佐部队的人逃回了大部,袁文才部下只逃出三中队长谢凤桂,副队长陈九珠等一小部分人。他们回到宁冈说,袁文才的部队在永新被红五军消灭了。于是,留在家的朱天清一班人和干部上了山怕见红军,谢角铭把罗克绍放了,举起了白旗反水了。

  错杀袁、王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含冤而死,同时遇害的还有袁、王部队的一些重要干部和战士,威震边界的红三十二团就这样消失了。袁、王死后,当时任红五军第四大队大队长的李聚奎,接受了一项任务,即“搜索”袁、王的余部。照他的说法,“我于4月初带领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的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袁的部队是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王佐的哥哥王云隆、袁文才的部下谢角铭相继反水,拉着一部分人投降了,王云隆还当了的井冈山特区主任。尤其是客籍人居多的宁冈东南部,基本上沦为白区。直到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红旗才重新插上井冈山。

  在井冈山斗争中与袁文才、王佐结下深厚情谊的,对两人被杀深感意外,明确表示是杀错了。他多次向井冈山的老部下谈及此事。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张国华回忆说:“1951年进藏时,同志找我个别谈话,其中讲到袁、王问题,讲解决袁、王是不对的。当时他没有讲哪个不对,后来我体会到是彭德怀同志不对。又说这个武装对我们过去是有作用的,闹点独立性也不要紧,就是“反水”也不要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袁文才、王佐彻底平反,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1965年,重上井冈山,距他离开井冈山时隔三十八年。风物依旧,斯人永诀。没有忘记当年出生入死、如今长眠地下的战友,他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他紧紧握着袁文才夫人谢梅香老人的手动情地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轻轻一句话,说得两位革命老人哽咽无语热泪长流。

  那些曾经与袁文才、王佐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在井冈山的老战士,也对袁、王表达了深深的缅怀之情,称颂他们在创建和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历史功绩。

  曾任茶陵县委书记的谭震林说:“没有他们两个人支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那么容易。我们上了井冈山,有了这个险要地方,也还要靠他们来守,群众拥护他们,他俩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

  曾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说:“王佐这个人是有一定功劳的。同志到井冈山后,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和当地豪绅封建势力是对立的。袁文才有个人英雄主义,1929年还私自逃跑回来,这是他在政治上一个严重错误,应该受到批判和处分,记得当时曾给过他一个党纪处分。但杀袁文才是不应该的。”

  在王佐部工作过的说:“王佐这个人个性很强,有时不大听话。但凡是同志的话他都听,所以我们对王佐的印象很好。他经常在部队讲毛委员是怎样讲的,对毛委员很尊敬。”

  参与了袁文才部队改造的陈伯钧说:“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不依靠袁文才、王佐,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革命斗争,没有井冈山就无法自下而上,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难关。”“那时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要足够估计他们的作用。”

  在前委工作过的江华说:“杀袁文才、王佐是不对的。没有袁、王,井冈山根据地是不那么容易建立的,这两个人是有功劳的。”

  担任过永新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的贺敏学说:“同志上了井冈山以后,王佐就稳定了,跟着干革命了。同志在井冈山的威信很高,袁文才、王佐都是听他的话,只要是同志讲的,他们都会照办。”“袁、王不存在什么受编不受调的问题,当时永新的局面已经打开,按理应该继续发展,培养好这支部队。”“袁、王被杀后,敌人就占领了井冈山。所以杀掉袁、王是不应该的。杀袁、王是永新县委王怀、朱昌偕等,这些人要负责任的。”

  红三十二团四连战士张国华说:“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能够在井冈山站住脚,除附近各县党组织的作用外,与袁文才、王佐接受的领导分不开,如果他们继续其绿林生活,红军要在那井冈山站住脚是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后来把他们俩人杀了,山上的革命斗争就停止了。”“‘反水是没有的,是冤枉的,不听指挥则是有的,或者有点闹独立性,但决不是叛变,这点可以肯定。”“袁、王是有错误的,特别是袁文才,但处理不对。不是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而是把他们当作敌我问题,动起武来。假如袁、王知道要解决他们,也很困难。那时五军只有一千多人,王佐他们有五百多人,战斗力不亚于红五军,但那时,袁、王部队没有打一枪。从这个战斗形势看,也不是反水。”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倘若袁文才王佐的英灵有知,听到这些曾经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发自肺腑的怀念,也应该感到欣慰和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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